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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廉，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论你年轻还是年老，喜欢文学的人是最幸福的。
歌德说："读书是和高尚人的谈话。"我不仅喜欢读书，还喜欢做笔记。常常是大段大段地摘录书中精采的片段或精辟、幽默的警句，然后写下自己的感想。有时触书生情，感想如泉涌，创作冲动也随之而来，就由笔记而随意写开去，不知不觉便成了一篇散文，一个短篇小说或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当我神驰在这般境界时，常常忘记了世间的一切烦恼。
转眼间在曼哈顿已经住了五年。每天夜晚，当儿子小安德鲁酣睡在育婴室、先生麦克·伏赫勒在睡房中看录像电影时，我在书房，抛开白天的喧嚣和大堆文件，又和我那些可爱的书籍——中文的和英文的书籍生活在一起了。书是我亲密的忠实伙伴，我的藏书非常之多。从上海到北大荒那年，我才１８岁，当东北老乡把别的知青的一只只箱子飞快地往小土炕上递的时候，遇到了我的箱子却愣住了，整整五大箱，沉甸甸的挪不动。"是金子啊？这么死沉沉！"老乡们指着箱子问我。"不，是书。"从此，我的炕上炕下、床脚枕边到处堆满了书籍。２０年后，在我纽约曼哈顿寓所的客厅和书房里，直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都装满了书籍。经常是这样：窗外是曼哈顿的湿雾和阴森森的刺骨寒流，而书房中却炉火正旺，奶油色的灯罩下，我捧着一本书躺在沙发上，心中充满了温馨和喜悦。
从大都会博物馆回来后，我就翻阅着几年前写的关于于廉的笔记。十年过去了，他那双明亮、聪慧、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仿佛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他那略带苍白却充满魅力的脸庞，也渐渐地成为一幅模糊的肖像。
可是突然他又变得如此清晰起来……
我家住在纽约中央公园西面。离我家不远的中央公园东边８２街，就是我和于廉当年在北大荒的小木屋里心驰神往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常去那儿，而每次去那儿，我总是先去油画厅。这是一座灿烂辉煌的艺术宫殿，几十年来，大都会博物馆是靠着那些酷爱艺术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慷慨捐款、捐画来维持和扩大的。从正厅的大理石台阶直上二楼，即是气势博大的西欧油画厅，迎面而来的第一幅巨幅油画是伦勃朗的传世之作《天国》。然后，沿着一个个布置得比宫殿还要典雅的大厅，你会看到雷诺阿的《芭蕾舞会》、《琴课》，梵高的《雏菊》、《午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德巴克的《朗格多克》、《葡萄园的一角》和库尔贝、马奈、塞尚、米勒等人的作品……在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肖像馆里，有被断头的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的肖像，有拿破仑加冕及约瑟芬与拿破仑婚礼大典的巨幅油画。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油画前的沙发上，默默地仰面欣赏着这一幅幅人类艺术的瑰宝。细细地观赏着每一个局部、每一块颜色，每一笔都像是不经意地抹上去的线条和肌理……突然间，视线模糊了，出现了大雪覆盖的北大荒的小木屋。灯，像渔火般地漂流着……
冬夜，一幕动人的情景。既充满了热情的激动、强烈的吸引，甚至情欲的骚扰，又保持着端庄和矜持，一动不动，像两个相对的塑像。
地上全是油画印刷品：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雷诺阿的《舞会》，更多的是俄罗斯的油画。列宾的《突然归来》，马拉的《什么是真理》、《庞培城末日》、《不相称的婚礼》、《弥撒游行的队伍》。这些油画和窗外到处可见的"批林批孔，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彻底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幅标语口号如此格格不入。在这个凌乱的画室里，除了满地的油画资料——用于廉的话来说，这叫"我的大学"，便是各种各样打开的颜料、调色油、炭笔。整个屋子就像一块抹布，可以随时把弄脏的颜料往上抹，连靠屋角的一张小床上也全是斑驳陆离的颜料。
"画家都这么脏吗？"我问。
他正忙着用刮刀使劲地刮画布上的颜料，然后又持着调色板，思索着该如何添加一笔。
"嗯！"他微微一笑，"反正都一样，在你们穿白大褂的人眼里，这个世界没有干净的地方。"他说着，把一块油彩往画布上的一位女孩头发上轻轻一抹，那头发顿时便飞扬了起来。这是一幅题名为《浪遏飞舟》的油画，画面上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海，两个女兵团战士正驾驶着康拜因割麦。夕阳下，晚风正吹着她们的脸和丰满的胸膛，显得那么英姿焕发，充满着青春气息。
"兵团都快解散了，还画这干嘛？"我怏怏地问。
"这是上级指定的题材。高副司令员说，就是因为快解散了，所以才一定要在全国美展上，把兵团的最后一个奖状抱回来。"他说着突然叹了一口气，把画笔一扔，坐在地上的画册堆里。
１９７６年冬，在大返城的狂飙中，兵团五师师部只剩下我们两个上海知青了。我是师部医院的内科医生，他是师部俱乐部的画家，我们谁也走不掉。我们走不掉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我是因为在别人眼里看来太顺利了，条件太好了。１９７２年被送到医学院上大学，回到兵团五师医院成了内科医生，国家干部编制。什么眼下时兴的办病退、困退都轮不到我了。他呢，是因为出身太差，父亲是在"文革"中自杀的资本家，美术学院几次来招生，他都是考第一名，却屡屡因出身不好被拉下。大学上不了，俱乐部又不放他走，硬把他的名字挂到了黑龙江省文艺联合会，这样他也成了编制内的干部，虽然拿着知青的３２大块（元），却没有资格享受知青的权利了。
"爆点黄豆吃吧！"于廉在画堆中站起身来，从一只脏污的旧书包中倒出一大堆豆子，放到床下的小炕洞里，火花劈劈啪啪地爆起来，映照着他那张天生优雅、漂亮、轮廓分明的面庞。他的头微垂着，那乌黑浓密的鬈发下，是如此白皙的颈项，雪白得令人炫目。"上海中学的高材生，确实气质非凡。"我心里想。他是上海中学的老高一，比我高两届。上海中学是上海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之一，就像在美国，别人一听你是哈佛大学的便肃然起敬一样。在上海的中学生中，你只要佩带着"上海中学"的校徽，别人便会投来羡慕和敬仰的目光。上海中学是荣誉和智慧的象征。我小学毕业那年，班主任和校长都让我考上海中学，"我们班级希望最大的就是周励。"班主任说。校长也说："考取'上中'，为我们小学争光。"我满怀信心地填写了志愿：第一志愿是"上中"，第二志愿是"上中"，第三志愿还是"上中"，看来非"上中"莫属了。可是不幸却发生了。在考试时我因为太紧张，审错了一道数学应用题，我这个平常在老师同学眼里的"天之骄子"一下子名落孙山，被分到一所非市重点中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震撼的痛苦。
爆豆子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隆冬的小屋香味四溢。室外，黑暗笼罩着白雪皑皑的小山寨。我们的心情是压抑的，在这个零乱不堪的画室里，就这样度过了最后一个冬天中最寒冷的一个夜晚。怎么办？今后怎么办？"同样的问号萦绕在我们心头。老乡是热情的，山民是善良的，北大荒的黑土是肥沃的，但谁能回避笼罩着我们的愚昧呢？我们谈列宾、谈伦勃朗……我们劈来木柴烤豆子，交流着心底掩藏着的爱。深沉的克制力量，使我们装着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地板上铺满的世界名画，和墙上悬挂的《乌苏里船歌》、《麦收的日子》、《兵团战士之歌》交相辉映。在劈柴的咝咝燃烧中和火光映照下，我心中有一种东西，像虫子般地噬咬着，我多么想距这个矜持而又深沉的他——我在内心深处千百次地叫着的于廉——更近一些呀！我被心中涌起的一股柔情和莫名的恐惧、羞涩激动不已，我尽量想让自己自然地和他说话。
"我看了你的日记了。"我指着桌上翻开的日记本，对他说，"你在意吗？我进来的时候，它是敞开的。"
他抬眼望了望我，那像黑夜中明星般的双眸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没有关系，我的日记像一份病历，只有诊断，没有处方。"
"别开玩笑了。"我说，"我在医院里是医生，离开了医院就什么也不是了。"我曾经想，如果他突然得了肝炎，住在我的病房，由我精心治疗照看，该多好啊！我确实已经想不出什么能使他和我更加接近的办法。我想起他不久前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晓沫走了，我失去了这么多……"我问："晓沫是谁？"
他的眼光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晓沫，她是北京青年，也是画画的，返城了。""是你的女朋友吗？"我问。"可以算是吧。不过，现在吹了。"
我们两人又久久地不语。我拨着豆子吃到嘴里，却一口也没有咽下去。晓沫，听这名字，一定是个有才华的女孩子。她为什么要离开他，把他抛在这荒原上的小屋中？我的心燃烧了，真想马上扑到他的怀抱里。不，只要一句话，一个最微小的暗示，就会冲破我心中的自我设防。尽管他在荒山野林，孤身一人，但我认准了他是个出类拔萃的画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子汉。
喔，如果我们自成天地，如果我们一起拥有那片树林、田野、雾霭和云霓，拥有北大荒这优美迷人的大自然，那么我们将会同萦绕着青春的孤独与寂寞告别！"于廉！"我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于廉，你不孤独，我在你身边！"
"听说高副师长把５５团的团政委魏旭东介绍给你了？"沉默了许久的于廉突然问我。
"是的，不过没成。"我甩了一下辫子说。
"为什么？"
"高副师长、严副政委、还有高副师长的爱人轮番来做我的工作，说魏旭东是上海知青的扎根典型，就是在兵团解散通知下发那天，还坚决表示扎根边疆志不移。师里正准备提拔他当师级干部，相当于地方副局级的接班人呢！他们讲，我是师里唯一的上海女医生，和他算是很配对，还说魏旭东到师里来开会时，高副师长还专门安排他到内科病房玻璃窗外看了我……这种先入为主、隔窗相面的法子，我一听就很来气，甚至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我干脆告诉这一大群红娘，我不准备扎根。"
"你不怕得罪他们？"于廉问。那年代，决定命运的档案掌握在他们手中，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
"难道为不得罪他们就得得罪自己？我又不准备做哪个大人物的花瓶，我是我自己，我就是不准备扎根。"
"那你打算到哪里去？"
"回南方，上海回不了就去安徽，我姑妈在马鞍山。或者去大连，那里有我父亲的老战友。你呢？你打算怎么办？""我只想上学读书，只要能上学，毕业后随便到哪里，哪怕回到这小屋也行。"
他的眼里充满着柔情，可是一点也不过分，使你感到他只是在友好地和你谈话。我的心中同样充满着柔情，可是又隐隐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前途的爱。面对这股冲击心灵的浪潮，我死死地堵住了闸门，让它连一点儿水花都不溅出来。
我们就这样，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眼前炕洞的火苗在跳跃着，没吃完的豆子渐渐焦了，房间里洋溢着一股暖暖的焦味儿。
他站起身来："屋里太闷了，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他拉起我的手，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
也许是突兀地讲到"我们"，也许是突然间两只异性的手活生生地接触，我们一时都被内心的情愫震撼住了。于廉惊诧地抬起头来，漆黑清澈的眸子凝视着我。
他的眼睛映着燃烧的火，流露着一股爱抚之情，径直地冲进我的心窝。
我凝视着他。他很英俊，可以说漂亮得惊人。他蒙着一层黑色，他所给予人的一切感觉，就像夜一般的静谧、深邃。他的双眼宛如两个幽深的洞穴，闪烁着模糊而令人神往的光。在这火光中，在这个温暖的画室里，我的心充满了仰慕之情。那些出神入化的油画，冬雪沉醉的夜晚，黑暗中搀扶起我的那只有力的、紧握的手，所有这一切，都在我情绪上酝酿着一种朦胧的欲望，我的心颤栗着……
我赶紧抽出自己的手，说："好吧，都１２点了。反正明天是我轮休。"我们俩推开俱乐部的小门，走到室外，室外好静，空气好清新！
冬夜，在这个被寒月浸透的小木屋前，成排的钻天杨在小径上映出它们光秃的枝杈和纤弱的影子，那丛攀到木屋顶上去的枯萎的鸢尾花藤，仿佛吐出一阵阵荒原上的清气，使一种缠绵哀婉的情感在这积雪茫茫的夜色里飘浮。
雪很深，很新鲜，是那种洁白无瑕的雪。每走一步，都要花力气把靴子拔出来。我们并排走着，眼前的一切是这么静，这么美，只有靴子的沙沙的声音。不远处，是通向师部医院的小径。在这条小径上走了多少次，我已经记不清了。每当我从内科下班，脱下白大褂，踏上这条小径，向俱乐部那栋小屋的灯光走去，我心中便充满了渴望和温情的冲动，我多么希望见到他呀，哪怕是见一面也好！
我认识他的时间不长，最多只有半年时间。这半年是兵团上下人心骚动的日子，人人都变着法儿返城。上海的，北京的，哈尔滨的、天津的……当初怎么呼啦啦地来的，现在就怎么呼啦啦地走。不同的是当年红润的面孔，如今已布满着被北大荒的风雪雕蚀的皱纹。不少缩在穿了８年的破黄棉大衣领子里的脑袋上已是白发丛生，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五师双山的火车站上天天挤满了返城的知青，大箱、小箱、麻袋包、面粉、黄豆，弥漫着知青和当地老乡喷吐出的东北旱烟的呛味儿。
…………
"给我开张化验单。"一个病人站在我面前。这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沾满尘埃的狗皮帽子下面，露出两只冻得通红的耳朵。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惶惑地直愣愣地盯着我，一看就知道是乘了一昼夜卡车，从鬼知道的什么连队到这儿来办病退的。
由于职业关系，那个春天我每天都要接待大批办病退的知青。半年前的政策还卡得很紧，犹如一股洪流通过窄小的瓶颈处，掀起漩涡激湍，被打回去的是多数。因此，每个人站在医生面前总是提心吊胆，生怕那些愚蠢的花招露了馅。
差不多所有的冒充患者，很快就学会一种本领，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会在破旧的翻毛领上挂起一副冷漠的假面，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色；他们能抑制住嘴角纹缕，咬紧牙关压下心头的紧张慌乱，镇定自若的眼神不露痕迹地掩饰内心的焦灼与急迫。他们能把自己脸上棱棱突暴的筋肉拉平下来，扮成满不在乎的模样。然而，恰恰因为他们竭力地控制面部神经，不使暴露心意，却正好忘了两只手——在那双常常颤抖不已的手上，总是拿着伪造的化验单、假病史证明，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不是这样的，小伙子，不是我给你开化验单，是你把手上的化验单给我。"
于是他颤颤悠悠地递给我一大摞病史报告，后面一连贴着十几张化验单，全是"RBC（红细胞）满视野、全血尿"。"你一直患肾炎吗？"我问。
"我一直患肾炎。"
"你想让我再给你加一张化验单，而且是关键性的一张，是吗？"
"没有师部医院的证明，团里不给办病退。"他说，声音像女孩子一样轻微。
"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于是，凭着医生的视觉，在那只粗糙风裂的中指上，我看到几条浅划的刀痕——刮胡刀划的、清晰的刀痕。
"你有肾炎，可能还有外伤。"我说。小伙子眼盯着地面，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拉开抽屉，取出一叠化验单，填好后交给了他。
他接过化验单，转过身快步地走了。走了十几步远，当我看到他那双神经颤栗的手伸进大衣口袋时，突然大声喝住了他。
"站住！"
"什么事？医生。"
我一言不发地盯住他，一步步地走向他。
在他似乎被我的静默镇慑住了的一瞬间，我迅速跨上前去，从他大衣口袋中掏出一只小瓶。
那是一只用来装青霉素粉的小瓶，内有半小瓶鲜血。我攥起他的手臂，把他那布满刮胡刀伤痕的中指举在他面前使劲地摇晃着："听着，医生可不是供你捣鬼的！"作为一个医生的神圣的职责感引起的愤怒使我咆哮起来，"混帐！这些年，虚伪、狡诈、卑鄙，还未曾踏入医学的地盘，而你竟用这几滴血来玷污它！伪造病历！……"说罢，我举手把那只小瓶扔到走廊的窗外，把他那叠伪造的化验单和病情证明扯得粉碎。
他猝然垂首了片刻，面色苍白、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一小时后，当我离开内科门诊部去吃饭时，发现那个大个子，依旧默默地伫立在医院的大门外，他的肩头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那背影一动不动，像座凝冻住的冰雪坟头。
我被这景象怔住了，不由得呆立在那里。
神圣！什么是神圣？纯洁！什么是纯洁？医学吗？还是别的？面前这个病人（我已经不自觉地把他当作病人），难道他不是和我一样，是从这许多年的污秽和欺骗中爬出来吗？他不是和我一样，怀着沉重的痛苦、极端的压抑或者是真诚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北大荒？难道他没有把汗水大把大把地洒在一望无际的人工堤坝的冻土上？或者是像虫子似的爬在长满杂草的垅沟里铲地？……"九·一三"林彪"副统帅"出逃后，他不也同样震惊、绝望，被无数的问号缠绕着惊不醒的噩梦？……他难道不是和我同样地意识到已经被人骗够了吗？关键是再也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了！
多么神圣啊！神圣的医学、洁白的医院，竟不能帮助他从污浊和欺骗中爬出来！竟堵住了他想寻求的另一条生路。或许，堵住了一个羸弱的生命仅有的希望？
我走上去，对他说："你跟我来吧。"
我为他开了一张病退证明书。
从那以后，我开始为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知青开"通行证"，甚至主动为他们杜撰、假造病情病历。看着那些诚惶诚恐的知青们拿着轻易到手的一纸病退证明，满怀喜悦地离开师部医院，我的心中有一种向命运报复的快感。半年过去了，我的名声不知不觉地传开了。有一次，从一个连队一下子来了１２个知青，他们全部患着同样的病："腰肌劳损"。那个连队的连长给师部医院打了电话，说土豆烂在地里没人收了。到了１９７６年，谁还有心思去管土豆呢？
我像一个渡口艄公，把一个个人渡到了彼岸，自己却又回到了孤岛上。一点走的希望都没有，心情是压抑的，就像一头被困在空谷的狮子，真想怒吼几声来打破这可怕的寂寞。有一天傍晚，我到化验室老李家去，她下夜班时对我说有事要告诉我。老李见了我，皱着眉头说："怎么从你这儿来的病人全是一种血型，一种血清呢？"我心中暗想，不知是哪位老兄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让难兄难弟们分享他用刀片割出来的、或是咬手指头咬出来的血，于是化验结果、病历证明也变得一模一样了。
老李是个善良的、认真的医务工作者，她拍了拍我的肩头说："连队里的那些知青，为了返城是什么花招都想得出的，现在报上天天批判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又要紧了，你还年轻，可不要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知青，白白地毁了自己的前途啊！"
从老李家回医院的路上，我就像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心情沉重得连脚都抬不起来。秋日的黄昏是何等沁人肺腑，一直沁入人的痛苦中。因为有些微妙的情愫，虽然恍惚迷离，却也是十分强烈……而现在，苍穹的深邃又使我惊恐不安，山峦的冷漠和这永恒不变的景色又激起我怒火满腔。
啊，难道就应该永远地痛苦下去、永远地迷失在渺茫中吗？
于是，这间俱乐部的小屋，因年深日久的腐蚀，那桦皮树的顶棚看样子快要塌陷的小屋，就像一个梦，出现在我面前。我渴极了，离医院还有十几分钟的路，我一眼看到了俱乐部阁楼上那片炽白的刺眼的灯光。不由得想起几天前听医院的文化干事说，有一个美术小组从基层连队搬到师部来了。据说师首长讲那些画画的在基层连队呆了七八年，又为兵团在黑龙江省及全国美展中捧回了几个大奖，于是赐给他们一块宝地，把俱乐部中一间原来放道具器材的仓库腾出来，给这几个画画的当画室兼创作室用。
我从小爱画，也爱爱画画的人。小学时班里有个叫俞晓夫的男孩，整天不读书，就知道画画。老师派我这个戴中队长标志的小干部到他家去监督读书。他抱出一大堆画给我看，有他仿徐悲鸿画的《万马奔腾》图，有在课堂上画老师打喷嚏的速写。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拿起炭笔，坐在自家阳台的玻璃窗台上，画我家对面五原路口的一幢洋房、几棵梧桐，还有来回往返于小菜场买菜的市民。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画了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别图挂在墙上，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带着一支画笔，离家出走，到全世界去闯荡。稍大些，我又试着临摹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终因画不得法，也无人指导而渐渐疏画弃笔。后来俞晓夫成了一名出色的画家。"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时，我认识了一群中央美院附中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他们看见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我们手里塞一大堆油画印刷品。什么《造反有理》、《希望在你们身上》、《解放全人类》等，创作这些油画的艾轩、刘红年后来干脆在地上铺上一张大画布，说："上海小姑娘们，你们说吧，你们要画什么，我们就画什么。"当时最自然不过的当然是要画领袖像。于是不过十几分钟，伟大领袖便出现在面前了。作为索取这些油画的回报，中央美院附中这些自称的"大哥哥"们要我们跳舞，我们这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便跳起《红日快快照遍全越南》，一舞跳毕，我们才有了那些在我们眼中灿烂无比的油画占有权。在我印象中，画画的人总是既聪明又快乐的。
于是，我向俱乐部小屋的灯光走去，我想去看看在那里画画的人。尽管那临时搭在仓库一角的舞台照明灯亮得耀眼，屋里却空无一人，只有那窗架上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在播放着兵团禁听的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传来一遍遍重复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主旋律。"好大的胆子！"我想。我四下环视了一周，只见地上零乱不堪地铺满了油画册、油画集和散开的油画印刷品，大多是俄罗斯油画和西欧油画，墙上用一根生锈的小铁钉钉了一幅列宾的《伏尔加纤夫》，歪歪斜斜地挂在那里，几个竖着的一人多高的大画架上是未完成的油画稿。有的刚开始打底，有的已上了第二遍颜色，内容都是描写兵团生活的。不知为什么，油画上的主人公都是姑娘们——有扎着小山羊角短辫的，有梳着又黑又亮的大长辫的，有披着短发的，有戴着军帽的……一个个身材颀长匀称、鲜明夺目。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轻轻回荡在小屋内，我想找口水喝，但到处都是零乱的颜料和用来制画框的碎木料，却找不到一口水缸、一个茶杯。突然，我发现小桌上有一本摊开的日记本，这是本褐色的、看上去年代已久、厚厚的日记本，像这屋子里的一切东西一样，日记本的周围也沾上了斑驳陆离的颜料。它摊开着，就像这里摊开的每一张纸片、每一页油画一样，仿佛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在摊开的那页上，跃入我眼帘的是刚劲秀丽的钢笔字迹。"多么漂亮的字啊！画家都写得一手好字！"我不由得赞叹着，一股好奇心使我竟情不自禁地一页页地翻阅起来。
其中有一篇日记是这样的：
"终于搞到了伦勃朗的宗教画集和米勒的风景画，是林斌在省文联偶然发现的。两本画册和其它东西一起塞在省文联地下室的炕洞里，幸亏那里从不生火！今天翻了一整天，伦勃朗的圣母圣子、天国人物肖像有着辉煌无比的肌理效果，在１６世纪就能把人体如摄影般精确、生动地描绘出来，真是令人惊叹。米勒的人物画大多是用精细的线条描绘的，他的《晚钟》和其他风景画中，每一片叶子仿佛都在摇动着，随时会随着秋风落地……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１７世纪的肖像画、１９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派直到本世纪的现代流派，都有着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渊源，越看越感到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从上海中学画校刊墙报，到兵团整天搞命题画，是出不了什么成果的。我打算除了完成兵团宣传部的任务指标外，用大量时间练习素描。我跟林斌开玩笑，咱们两人轮流，每人一天脱光衣服当模特儿，让另一人画骨骼、肌体、线条……"这人对画画这么痴迷，我读着不禁扑哧一笑，又翻下去。
"伦勃朗笔下的基督和圣母，以及异教诸神周围丝毫没有那种冷漠的、理想化的、虚无缥缈的气氛。他们是人，他们象征着抱负、斗争、梦想、成就、希望、失望、痛苦，而尤其体现了人类永恒的信仰和勇气。在伦勃朗的绘画中，基督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人的孩子。"
又是伦勃朗！
下一篇日记简直是诗画结合：
"师里终于批准了我们的写生计划。昨天，和晓沫、沈加蔚来到大兴安岭，这里群山起伏，和我所期待的、所想象的一样，真是令人兴奋！
画了一天的山。
山性是我性，山情是我情。流观是楚骚艺术的审美意识，屈原在《离骚》中写道：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
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瞻濡。'
我极欣赏这里的行云大风，广漠大地。仰望大山，觉得自己是何等渺小，大山望我，又觉得人类是多么丰涵博大。寓激越的情感于淡泊平静的大山之中，这算是我画山的信念吧。"
隔了两行又有：
"果然托人搞到了一本明清笔记散文的结集，内全部《陶庵梦忆》，赫然在焉！"
这个充满才气的人是谁呢？我想。
又翻到一篇《父奠》，那是在日记很前面的部分。
"昨天是父亲去世五周年，我始终不能忘记在医院里看到的父亲那张最后的苍白的脸，和脖子上勒出一道深沟的痕迹。他被里弄居民小组长发现后，送到医院已经断气了，两小时后，我才获讯从上中赶来。
父亲的眼睛是睁的，死不瞑目。可见父亲的冤屈有多么深重。
父亲曾经经营一家纺织印染厂，刚解放，就主动地交给人民政府了，连同厂里的资金；几十万元的财产和现金，全部由父亲亲自签字交政府清点接收。那时许多资本家都早已把财产移向海外，或是变卖换成金条去美国、去台湾、去香港。可父亲对母亲表示：上海是我的家园，是我白手起家的地方，我不走，我不亏待政府，相信政府也不会亏待我。父亲上交了全部财产后，被称为红色资本家，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可是到了１９５７年，他竟因为一篇劝党克服官僚主义的文章，而被打成了右派。父亲不服，为自己申诉，却又罪上加罪，成了资本家加右派的双料反革命。在'文革'刚开始时，经不起造反派皮鞭的抽打，一个人在夜里悄悄地走进厕所关起门，含冤上吊了……
父亲，你为什么从１９５７年以后，就变得那么不爱说话了！你是多么地爱我，可你总是呆呆地望着我，默默无语。父亲，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冤屈、你满腹的冤屈，你满腔的泪水，告诉你的爱子，向你唯一的爱子倾诉呢？
１９５７年被打下去的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的精华，是像父亲这样刚直不阿、热爱自己国家的人。"
我读后又难过又困惑。这位老人的悲惨遭遇使我心疼唏嘘。而"文革"中，又有多少这样的冤魂啊！但对"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这些词句，我迷惑了。一个人在六岁时就开始受到这样的教育，因而也相信右派是反党，是坏人。现在，到了２５岁，却突然听说右派是好人，而且是精华，你能不困惑吗？屋里静静的，晚霞已经完全消失了。玻璃窗外是一片黛紫色的天空，小屋的主人仍没有回来。我继续看下去。有一篇日记的题目是《知人论画》，像是一些警句：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泯没天真者，不可以作画。
外慕纷华者，不可以作画。
与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画。
志气堕下者，不可以作画。
还有一句歌德的话：
"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
另一篇日记很奇怪，几乎什么也没有：
１９７６年２月８日
……！
这些省略号和惊叹号，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一幅未完成的画？还是为了一个姑娘？
突然传来了一阵纷沓的脚步声，俱乐部仓库的小木门被推开了。三个小伙子见了我，惊诧地盯着我，我也同样惊诧地、有点不太好意思地盯着他们。毕竟是我，闯到人家这儿来了。其中一个大个儿看样子足有一米八十多，大阔脸盘上沾满了黑灰和焦炭末，一双小小的眼睛使劲瞪大着。他显然是把我当成贼，对我愣头愣脑地嚷嚷："你是谁？怎么钻到我们这里来啦？"边上一个瘦瘦的、眼睛也是小小的带着一点浮肿状，穿着一身黄军装的小伙子（沈加蔚无论什么时候，７０年代还是８０年代，总是一概不变地穿着那套黄色军服）拉了拉大个子说："别把人家吓坏了，说不定她是师里的大干部，来咱们画室搞视察呢！"说罢，他故意咳嗽几声，作立正状。他那黄军裤上被扯破一个大口子，球鞋上沾满了各种颜色的油墨迹。我看了看他俩，他们都属于那种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思想敏捷、心地善良的人。
我的目光又转向第三个人，他没在看我，正盯着我面前小桌上那本翻开的日记本。我心里很慌乱，真像做了贼一样，心也怦怦地跳了起来。"对不起，"我说，"我是来找水喝的……我是师部医院的，路过这里。"我看着那本日记本，本来想说"我翻看了这本日记"，但终又不敢说出口。正在惶惶不安之时，他抬起头来了。我遇到了他的目光，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目光。如果说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站上第一次遇到渥伦斯基并且被他的目光所震撼，在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觉也正是如此。他的眼睛深邃明亮，使整个屋子顿时更加明亮起来，而那被浓密的、长长的睫毛掩盖的眼神，更有一种对一切女孩子来说得人心魄的力量。我屏住了呼吸，凝视他，下意识地感到他也在凝视我。"一定是他的日记！那秀气的钢笔字迹，那字里行间的风格，和他是多么吻合！真是不能再吻合了！"
"你在师部医院，是看病的？还是管人的？"他说话了，口吻轻松，既脆亮又浑厚，像多明哥的声音。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是内科医生，只管病人，不管正常人。"我回答。在我们医院，保卫科、宣传科、人事科、组织科都有不少知青，大多是从基层连队或团里调上来的，但上海知青当医生的，只有我一个。
"怎么，你们也去过师部医院吗？"我问。同时奇怪为什么这三个画家都满面尘埃，衣衫扯破，像刚从废墟里钻出来似的，"你们从哪里来？怎么搞成这副狼狈样？"
"小挂彩。"大高个子说着，把外衣脱下往地上一扔，"下午糖厂着火了，来师部要人灭火，一时拔不到什么人，我们仨到后勤部要了辆马车赶去了。火势真凶得很，幸亏是在烧仓库里的几十吨糖，没烧着人。我们一边泼水一边从火里往外拖麻袋包，搞了半小时，师里又送来一个连队的人，不一会儿就扑灭了。瞧，虽然没烧着，但手被焦木板划破好几块皮呢！"他伸出手，我才看到十指上斑驳的血迹。
"你叫什么名字？"
"林斌，北京人。"大个子带着不可掩饰的骄傲自我介绍。"林斌，你要立即包扎！立即打破伤风预防针！懂吗？"我又问边上两个，"你们有没有伤？快让我看看！火灾时的焦灰和铁锈末儿钻进创伤皮肤，是最容易引起破伤风杆菌侵入的！"果然，瘦个子和日记本的主人也是十指红肿、血迹斑斑。"你们都在这儿别动，我立即去医院取纱布和破伤风针！"我真怨自己在偷闯他人之室的慌乱心虚中，竟没有注意到站在面前的竟是三个救火归来的伤员！
我一路小跑冲到医院，背了急救箱，又到药房取了注射针便奔回俱乐部。
在包扎、打针中，我知道了那瘦瘦的、文弱的，牙齿有点往外突出的小伙子是沈阳人，叫沈加蔚。而那个一眼望去才貌出众的，叫于廉，不用说，从日记中我就知道他是上海人，上海中学的。
"你家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我一面包扎，一面问他。"住淮海路，淮海坊。"于廉回答，"你也是上海人吧？""我家也住在淮海路。你知道永隆食品公司和淮海大楼吗？我们就住在那后面的一幢大楼，叫瑞华公寓。"
"瑞华公寓，我知道，我经常路过，看见小轿车出出进进的，不是寻常百姓人家……怎么？看来你是上海哪位大干部的千金了，马上要回城了吧？"于廉眼望着伤口，问我。
"我不是什么大干部的千金，也绝对回不了上海。"我说，"只能在这里给死神当助手。"
"死神？什么死神？"林斌叫了起来，"不要开玩笑，刚才你讲的什么破伤风杆菌，还真怪吓人的。我小时候一个同学就是爬篱笆摔下，被铁丝网勾破了一个小口子，不几天就死了。死得好痛苦，抽搐了三天三夜……快告诉我们，刚才打的这一针管用吗？还来得及吗？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了血液怎么办？"看到林斌这副惊慌的样子，我暗自好笑，故意说："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入血液的话，那就要看各位的运气了。今天晚上，如果你们身上任何一块肌肉有抽搐，请马上到内科急诊室来找我。"
将三个人包扎、注射完毕，我说："我以破伤风杆菌的名义保证，今天这针，既拯救你们的肉体，也拯救你们的灵魂。"说罢，我抬起头，欣赏着面前这三个刚才还是陌生的、现在却是我病人的人。
突然，三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林斌甚至跳了起来："该死，手指头上都缠上了纱布，怎么画画？"
我说："你们几个的伤口都不深，只要不沾水，两天之内一定恢复。"
"两天不画画？"
"两天不画画。"
一阵叹息。是于廉的叹息，林斌的叹息，沈加蔚的叹息。"当生命之星熄灭的时候……"于廉突然轻声地、像朗诵般地、带着沉思的语调说道，"米开朗基罗对前来帮助他忏悔的萨尔维蒂红衣主教说：'在我刚刚对艺术有点入门时，我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我真正的作品……'"
沈加蔚接着说："达·芬奇，作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临死前说：'我从未完成一项工作。'"林斌讲："雷诺阿临死前，对病榻旁边陪守他的人说：'请拿一支笔给我。'那人走到隔壁房间去找笔，在他匆匆地拿着一支笔回到床边时，画家已经断了气。"
又轮到于廉，他说："科罗临死前，嘱咐别人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上：'希望天堂也有绘画。'"
这三个人在讨论"死"时，对画的深厚恋情，使我的心灵受到震动。这三个人——北京的、沈阳的、上海的——从那天起，成了我的朋友。他们的博学、多才多艺和想象力，像北大荒原野上的春风，给我带来了快乐，温暖着我寂寞的心。而于廉，从我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有了一种从内心深处滋生起来的微妙的感觉，就像磁石对铁产生的吸引力一样。我总想常见到他，而每当我往俱乐部的小屋走去时，心里总是荡漾着一种混合着紧张、羞怯、渴望和骚动不安的情愫，而在见到他时，又立即烟消云散。
到了１９７６年冬天，林斌被借调到哈尔滨，沈加蔚被沈阳军区创作室录用，小屋里只剩下于廉一人了，而兵团五师师部只剩下于廉和我两个上海人了。我到俱乐部小屋来的次数更多了，只是于廉一次也没到师部医院来找过我。
我每次来到小屋，他总是一边往画布上抹颜色，一边和我侃侃而谈。他喜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讲：读这本书之前，一定要熟读两晋六朝的文卷和苏词、杜诗。他说李白是天纵之才。他用苏轼的词"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来形容自己从小清高孤傲，自尊极强。他进了上海中学后，也一直是班级和年级的佼佼者。可父亲的突然自杀，使他一度对人生失去了兴趣。"是画拯救了我。"他说，"一拿起画笔，你就非得想象，于是抽象的思维和想象便掩盖了现实中的痛苦。我常常逼自己作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就这样，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一二点。于廉总是在午夜前放下画笔，蹲在炕洞前爆豆子来充填我们两人的辘辘饥肠。我总是在午夜一点前离开，回到师部医院我那干净而又寂静得可怕的单身女宿舍。
雪地，沙沙沙地响。已是午夜两点，我们仍在那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散步。师部俱乐部小屋的灯光，已经越来越远了，在光秃的白桦树枝杈中隐隐约约地闪现着。我们两个默默无语，我的心又开始颤栗起来。我多么希望他靠近我，走近我，多么希望他挽起我的手，或者，在这万籁俱寂的夜，在这柔和的月光和白雪中，给我一个深深的、甜蜜的吻……几个月来，我不是一直在被他的才气、他的面貌、他的气质所深深吸引吗？我们两个人不是一样害怕孤独、害怕寂寞？而现在，在这远离上海万里的北大荒，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交流双方心底的欢乐、希冀和创痛吗？
我咬紧嘴唇，机械地把靴子从一个雪坑里拔出来，又踩进一个新的雪坑。他离我有一个半人的距离，也是同样机械地拔出厚重的棉胶鞋，又踩进一个个雪坑，脚后已是两条长长的平行线，看来，这两条平行线只会延续，永远不会相交叉了。沙沙沙，沙沙沙……
"你看过苏联小说《红肩章》吗？"我问他，"《红肩章》中也有在雪地散步沙沙沙的镜头。"我记得那是苏联军官学校的男生初次和女友约会的描写。
"没有。"于廉回答，"没看过《红肩章》。"
又一阵静默，只有沙沙沙的踏雪声。
"你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书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保尔和冬尼娅、保尔和团委书记丽达、保尔和妻子这三部分的描述，哪一部分给你印象最深刻？"于廉突然打破沉默问我。"当然是保尔和冬尼娅那段写得最好。"我说。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我反问道。觉得深夜的雪，有些湿润而清新，好令人舒心！
"当一个人在纯真少年的时候，情感总是最美好的。冬尼娅是保尔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插曲。但那是一道美丽的闪光，是永远经久不衰的。"
于廉停下来，他凝视着我；我也停下脚步，凝视着他。在雪地和月光辉映下的于廉，美得像阿波罗塑像。他那白皙文静、轮廓分明的面庞，柔情地面对着我。他的嘴唇翕动着，仿佛有千言万语呼之欲出，却欲言又止。我心中青春的潮水在涌动，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在推着我，我向他迈出了一步，我要拉起他的手！拉起他的手！
突然，"啊"地一声，我一跤摔倒在两条平行线之间被雪掩盖着的一个坑洞中。于廉向我冲来，一把将我抱起，可没等他站稳，他也"扑通"一下跌在这个不小的坑洞里了。霎时间，我们竟挤跌在一个坑洞里！他距离我这么近，我能闻到他头发的气息、脖颈的气息、嘴唇的气息和他睫毛上凝冻着细细的冰凌的气息。这时，我做了个大胆的、近于疯狂的动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盯住了他那双在雪夜中燃烧的眼睛："于廉！……"我轻声叫道。我想说："不走了，永远不走了！让我们一块占有这些树林、山峦、积雪和雾霭，让我们自成天地。萦绕着我们的孤独和寂寞一去不回头了！……"而且，我感觉到他那双手——那双清瘦白皙的手已紧紧地、有力地握住了我。我多么想一头扑进他的怀抱，多么想仰起头，闭上眼睛吻他，深深地吻他；也让他吻我……久久地吻我……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松弛了。我站了起来，说："于廉，快爬出去，不然要被活埋了！"我说着爬出雪坑，他也跟着跳出雪坑，我们扑打着满身、满头的雪沫，在雪地上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爱一个人，真难！
回到俱乐部小屋，已是半夜两点半时分了。小屋冷得有零下十度，于廉从走廊上拖来一个大铁盆，把做画框剩下的杂木统统倒进去，点燃了火。火苗忽忽地蹿起来，小屋顿时变得又温暖又明亮。他冲了一杯上海麦乳精递给我："喝一点，暖暖身子再回医院吧。我还要继续画画呢。"
我想起医院那同样零下十度、冰冷的女单身宿舍，真依恋这儿的火，这儿的温暖，还有他。我说："我不走了，你画你的画，我给家里写信，很快就天亮了，我再回医院。"
他坐在画框前的木椅上，准备临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他说："第一次遇见你，我们谈到死。对我来说，如果现在突然结束生命，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一幅绘画大师的原作。我多么想去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看看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和油画，多么想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无数收藏……这些对我来讲，可能一辈子只是梦想罢了。"
他不无感憾地叹了口气，便又沉浸在全力以赴的临摹中了。他在谈到"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梦想时，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令人神驰的光芒。
不知什么时候，我写完信，抬头一看，他已在火炉前的木椅上睡着了。天色熹微，我凝视着靠在桦木椅上那张沉睡的脸，柔和的火光洒在浓密的黑发上。我现在说不上来是否该用"温柔"，或是"生动"、"魅力"这些字眼，不过那天晚上，在燃烧着木柴劈叭声的炉火旁，我确实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丽的脸。
我那时多么狂热地依恋着他，多么甘愿随他浪迹漂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或者就在脚下共享北大荒的山峦、流萤、春融、冬雪。我那一股久久压抑的青春激情被他的辉煌无比、天使一般的面容和高贵的气质引导着不断高涨、升腾……我站起身子，轻轻地走近他，在他的面前跪下。举手之间，我便能摘到爱情的甘果，只要我轻轻地吻一下他的前额，或者是捧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前，对他说"我爱你"，他就是我的了！
像以前多次发生的那样，我的情绪突然坠跌下来。我羞愧，我害怕。当一个人仍然被痛苦和渺茫压抑着的时候，他是不能去摘取那轻易而得的幸福之果的，安多纳德是对的。"她不会依附一个没有来由和没有前途的爱。"在这黑暗的山峦，痛苦和幸福的意义，究竟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眼里涌满了泪水。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终于悄悄地站起身，捡起他滑落在地上的旧大衣，轻轻地为他盖上，然后，我小心地打开木门，离开了那个晨曦中的小屋……
第二天，我休息。我没有去找他。
第三天，我在内科病房值白班。下午，我去X光室取一张病人的摄片单，在走廊上遇到内科徐主任，他正在同院长谈话。我向他们点头打了下招呼，便走进了X光室。
当我翻第二张X光片时，徐主任出现在我身后。
"小周，看什么片子？"
"３０２病床的。二尖瓣狭窄，肺水肿加心肌炎。""是突发性克山病的那位女病人吗？"
"是的。我给她用了大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昨天已经神智清楚了。"
"这一年来你研究克山病心肌坏死很有成效，刚才院长还专门谈到你。说你是很有前途的内科心脏病医生。内科要扩大，打算专门开设一个心脏病房。你好好干，说不定那时能当上心脏科主任呢！"
"徐主任过奖了。"我一边看X光片，一边说。谁都知道我已经申请了几次请求调离回南方的报告，院长和科主任一概置之不理，当作没这回事儿。
徐主任拿过我手中的X光片，一边漫不经心地对着日光灯察看，一边对我说："这鬼地方没假没节的，难怪人人都想往城里跑……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吗？"
徐主任是１９６２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生，四十多岁，爱人孩子都在哈尔滨。他业务还行，很受院长推崇，只是处世圆滑，为人过于精明，还有一股滑腻腻的、令人不舒服的味儿。出于礼貌，我没有拒绝他。
这儿没有酒馆，也没有饭店。徐主任不知从哪搞来了几听罐头，两瓶酒，放在他宿舍的方桌上。同来的还有院长，他带来了一饭盒香味扑鼻的狗肉。
院长是位６０岁的老人。早年曾经留学东京医学院，后来不知怎么落魄来到了北大荒。也许是岁月的蚀融和精神创伤，他总是醉醺醺的，大家背后叫他"二锅头院长"，或者干脆叫他"二锅头"。
"小周，喝吧。"徐主任递给我一杯烫温了的酒，"你毕业以后来医院一年多了，肯钻研，肯吃苦，干得不错。来，干一杯！"我不会喝酒，只佯做样子，抿了抿酒杯边缘。
"这鬼地方，冬天全靠酒暖身、壮筋骨。小周啊，你得学会喝酒啊！"徐主任说，一边不断地给院长斟酒。院长只对我说了一句："留下来，好好干。"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了。徐主任也满脸通红得像猪肝，薄薄的眼皮耷拉着，里面不知是泪花，还是酒熏的蒸气，湿腻腻的半睁半闭。
我站起身说："主任，我实在不会喝酒，我想回去了。""别走，别走。"徐主任把酒杯塞给我，说："小周，你可能近来也听到了不少议论。首先，全师都知道你这里最容易开病退证明，有人讲你是……引渡出关……哈哈！引渡！你懂吗？只有偷渡国境的才需要引渡……小心啊！别帮了别人，却毁了自己的前途！"徐主任说着，突然凑近我，从他那两个鼻孔中冒出来的酒精味直冲我来，令人不堪忍受。
"……我说，都走得差不多了，可那个画画的，你怎么不帮他也引渡一下，开个病退证明呢？"
他用这样的语气提起他，我嗔怒地放下杯子。
"俱乐部那个画画的，才貌出众一点不假。不过，他父亲是个畏罪自杀的右派，我看他咋干也没什么奔头。听说你常常往他那儿跑……"我转身要走，徐主任一把拉住我，说："呵，别这样，我这人见多识广，把门关上画画裸体，或者琢磨一下什么线条，这都是艺术……只是别把人从画室带到床上，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妙龄姑娘……"
一个人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有人亵渎了你心中认为神圣的东西。所以，在那瞬间，在徐主任和喝得酩酊大醉的院长面前，我觉得我所做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从桌面上探过身子去，打了徐主任一个耳光，站起来，把台子掀翻在地，就回自己宿舍去了。
夜幕降临了，天边飘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女宿舍里冻得要命，土暖气片早已结了冰，修理工一周前就讲要来修，却不见踪影。我双手抱着胳膊伫立在玻璃窗前，望着漫天的大雪，一种遭受侮辱的愤怒使我全身颤栗。眼泪不知不觉滴落下来。"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对自己讲，"难道还有什么需要顾盼流连？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呢？你有什么理由，要和你所珍爱的东西失之交臂？……去对他说，对每一个人宣布：我爱他，是的，我是属于他的，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两行泪水流淌在冰冷的面颊上，我向窗外望去，从医院的窗口是看不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的。这时我想，哪怕让我看到一点点小屋的灯光，即使是微弱的一闪现，也会给我受了伤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慰藉！
我披上大衣，沿着两天前和于廉散步的小径，冒着风雪向俱乐部小屋走去。我几乎发疯似的奔跑起来。我这才意识到，我，是我，在追求他。几个月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他拒绝。今晚，我要大胆地对他说，我爱他。即使我父母亲反对，即使要在北大荒一辈子，我也要跟他在一起。这是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不能想象，没有他，我怎么生活下去？
我奔跑着，向着北大荒小屋的灯光——那令我魂牵梦萦的灯光奔去。灯光，还是这么炽明透亮。他一定在那里，一定在画架前画画！
我的心剧烈地跳着，气喘吁吁地推开小屋的木门，屋里竟空无一人！大铁盆的炭火快要熄灭了，几颗已烧焦的豆子在冒烟。我大声喊着："于廉！……于廉！你在哪里？"
没有回音。
突然，我看到画架上那幅已经临摹完的油画《蒙娜丽莎》。右下角写着：
临摹于北大荒五师俱乐部
For Memorial of Z．L
Z．L是我的名字缩写！我的心怦然大动！注视着几乎逼真的《蒙娜丽莎》，她那入神的微笑和垂放着的十指，无论是艺术的完美，还是右下角题词所带来的激情，都使我激动不已。我在小桌前坐下，又遇到那本熟悉的、摊开着的日记本。我先翻了最后几天中的一篇，我想看看他是否也像我想他这么想我。有一篇全部是关于蒙娜丽莎：
"尚未有情的眼光是最苛求的，如果真是爱了，那爱的顾盼有宽容、溺爱。它将容忍我们的缺陷，慰藉我们的尚未坚强，扎裹我们的创伤，而尚未有爱的顾盼则毫无纵容的余地，它瞄准我们，对我们的要求绝对严、无限大。它在无穷远的距离，向我们盯视，召唤。我们只能是一个无穷极的追求，无休止的奔驰。
达·芬奇是置身于这眼光中的第一个。
把我们有限的存在拉长，变成无穷极的恋者、追求者、奔驰者，像落在太空里的人造卫星，在星际、星云之际，永远下行，死在尚未触到她的时分、在她的裙裾之前三步的距离里。"
我立即有了一种不幸的预感。
日记的最后一页有几行字：
"她是个很好、很聪明的女孩子。几个月来，从她的眼睛里，我已经明白了一切，我知道她将向我说什么……
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
我犹如被霹雳震撼了一下，呆呆地望着那"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清晰的字迹。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脚下的薄冰在崩裂，整个身子在下沉、下沉……没有泪，没有期望，周围的一切变成了一个大空洞，我就这样呆呆地坐了１０分钟、２０分钟、３０分钟，他一直没有回来。
我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医院。
我病倒了，诊断是大叶性肺炎，躺了两个星期。于廉什么音讯都没有。两周后我痊愈上班时，院长宣布，把我调离到离师部医院五百华里以外、一个叫建边农场的小山庄卫生院去工作。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调回南方的希望是完全破灭了，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偏僻的小山庄，又不知道要度过多少漫长的岁月。而这一切，都是由我那一记耳光直接造成的。离开五师医院去建边农场前，我决定向于廉告别。最后一次看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我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我终于体验到了"心如刀绞"一类词汇的分量。
小屋的木门是敞开着的，他还是不在。我问一个每天为俱乐部拉水的老人，才知道，就在那个夜晚，他被在哈尔滨省美协的林斌叫去了，省里让他俩合作一幅油画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而他给我留下的，就是最后那一篇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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